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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戴河杀6护士嫌犯疑有精神病 1人胳膊挡刀逃脱

昨天凌晨3点26分,秦皇岛市北京军区北戴河疗养院(原281医院)一名食堂员工进入女职工宿舍,将6名护士、1名管理员杀害,另有1名护士受伤。嫌疑人自述曾有精神病史,已被警方控制。  京华时报记者孟凡泽施志军  据秦皇岛市公安部门昨天通报称,市公安局接群众报警,凌晨3点26分,上述女职工宿舍发生一起刑事案件。经公安部门初步勘验,案件致6名护士、1名管理员死亡,1名伤者目前无生命危险。初审查明,犯罪嫌疑人李小龙,27岁,唐山乐亭人,系北京军区北戴河疗养院(原281医院)职工,自述有精神病史,2006年曾先后在唐山、北京等医院住院治疗,据初步了解,嫌疑人与死者并无明显矛盾。目前,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抓获,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昨天下午6点,京华时报记者赶往北戴河281医院。事发楼为100号,该楼分为西侧的家属楼和东侧的职工宿舍楼。围绕该楼已拉起警戒线,数十辆警车停在宿舍楼西侧的甬道旁,多名民警和保安在周边维持秩序,楼内大部分房间关着灯,楼道内有携器械的民警。  据附近一位饭店老板称,警方早上赶来便将现场封锁,楼内很多女工均已经收拾行李离开。昨晚9点,警车离开现场并解除警戒线,但仍有保卫人员在该楼西侧把守。记者从西侧走到楼下,刚看到“集体宿舍”的牌子,便被保卫人员劝离。  医院食堂一名厨师的妻子称,事发家属楼共有4个单元,两个为职工家属楼,两个为集体宿舍,两者互不相通。集体宿舍单元被称为“单身楼”,共有两个入口,平时有2名管理员轮流管理。每天晚上,管理员都会关闭一个出入口,仅保留靠近甬道一侧的入口,供楼内职工使用。该楼共5层,4、5两层供医院学员居住,3层及以下供护士及“临时工”使用。  该女士介绍,医院食堂分员工食堂和科主任食堂,只对医院员工开放。李小龙负责切菜,“只切菜,切成菜墩”,早晨5点上班,晚上7点多回家。李小龙为人内向,由于年纪较小,更是很少和其他厨师员工交往,“走路总是低着头,见人也不爱说话”。多名认识李小龙的医院内员工均证实,李小龙为人内向。  102号家属楼的一位医院职工家属告诉京华时报记者,李小龙先杀死管理员,抢走其掌握的宿舍钥匙,然后进入三个宿舍行凶。遇害的宿管员姓毛,是北戴河本地人,2009年到医院工作,事发当天恰好正是她在岗。毛女士身高1米7左右,虽然已经50多岁,但身材细高,长发披肩,“长得非常漂亮,平时总穿个裙子”,丈夫是医院的在职职工,现在还在外边旅游未归,儿子在南方经商开超市,“她们一家人在家属区有自己的房子,离集体宿舍也不远,毛每天下班后都会回家。”  据财新网报道,医院内部的死者名单中写道,遇害和受伤的7名护士中,最小的23岁(1991年),最大的27岁(1987年)。分别是在收费室、采购中心、疗五科、放射科、疗一科、呼吸消化内科等科室工作,均为合同制员工,在2011年和2014年进入医院工作。据医院内部小吃店老板介绍,其中一位呼吸消化内科的护士是位准新娘,“我下午看到死者的阿姨来医院,一边哭一边说那孩子还有一个月就要结婚了”。该名女护士为黑龙江牡丹江人,今年26岁。其他的6名死者均是河北人,其中5人是秦皇岛人,一人为保定人。  唯一的伤者是医院采购中心的工作人员,被砍伤了胳膊,她用胳膊挡了一下,然后成功逃脱。  昨天,有媒体记者赶到李小龙的乐亭老家了解到,李小龙是独生子,父亲叫李任伟,今年51岁,用村民的话说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平时在外打工,跟着建筑队干点木匠活儿。  李小龙父亲昨天上午在附近的村赶集,中午才得知儿子出事的消息。然而,即使这件事是从警方嘴里说出来,他仍然“不敢相信”自己的儿子会做这种事。  另外,李小龙的母亲名叫魏建春,今年50岁,平时丈夫外出打工,她就在家务农,地里有两个种植着辣椒的暖室,现在正到了养苗的时候。听闻儿子出事,魏建春“感觉天塌了”。  另据《燕赵都市报》报道称,李小龙老家的房子破旧不堪,对比村内其他房屋,他家的日子过得并不是很好,而李小龙的母亲本人也说,“这个家很破烂”。  村主任高怀山称,李小龙小时候就很老实,但是后来得抑郁症了,“最近这五六年我都没见过他的人影,村里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他这个名字。”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称,他小学的时候曾经和李小龙是同班同学,“他小时候就挺内向,不爱和别人玩,但是学习挺好。直到现在警察到他家,我也没法相信他会杀人。我记得他小时个头小,胆子也很小”。  多位村民称,李小龙的精神确实有点问题。  “四五年前,他打工回来,把自己家的窗户都用报纸糊上了,晚上还去房顶上坐着。有一次他在外边想跳楼,被警察送回家里来了。”  多位村民表示,李小龙的父母都比较内向,平时不怎么和村民打交道,因此即便相距很近的邻居也不太清楚他家的情况。(原标题:

新华网北京12月2日电(记者 万方) 历经21年,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终于在11月30日晚落地。当晚17时许,《存款保险条例(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正式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指出,存款保险制度将覆盖吸收存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最高偿付额为50万元人民币,能够为99.5%以上的存款人(包括各类企业)提供100%的全额保护。  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如同给中小储户系上了一条安全带,成为我国金改里程碑中的重要一步。而在大的框架公布之后,市场的关注点投向制度的具体落实:保费费率怎么定?存保基金如何监管?    存款风险有制度兜底了,那保费是不是得自己出,恐怕是中小储户普遍关心的问题之一。  征求意见稿明确,存款保险制度推出后,存款人不需交纳保费,资金来源主要是金融机构按规定交纳的保费,且覆盖境内所有存款类金融机构。  由于保费交纳关系到经营成本,费率究竟该如何设定是相关金融机构比较关心的问题。  根据征求意见稿,存款保险费率由基准费率和风险差别费率构成。费率标准由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根据经济金融发展状况、存款结构情况以及存款保险基金的累积水平等因素制定和调整。通俗一点讲,也就是由一个基础费率和一个以金融机构风险为主要衡量指标的差别费率共同构成。  差别如何设计将直接关系到金融机构成本,以及监管机构对于银行风险的认定。举个例子来讲,一旦某个银行被披露出差别费率较高,可能会被储户认定为存款风险较大,或许会引起该银行的存款兑付和流失。这么一想,不难理解缘何差别费率的设计,会成为存保制度落地过程中的难点,监管机构又会对其保持慎之又慎的态度。  理解了高风险银行费率高,低风险银行费率低这一点后,再将视角投向费率的总体水平。目前市场普遍认为,考虑到商业银行的缴费压力,存款保险制度起步阶段的整体费率或许会普遍较低。  据媒体报道,某股份行高层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如果银行经营稳健,可能费率仅有千分之零点零几,相对于银行的存款体量来说,起步阶段的保费缴纳对银行流动性和利润的影响不会太大。  央行在征求意见发布当日也强调,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后,只是小比例地向金融机构收取保费,费率水平远低于绝大多数国家存款保险制度起步时的水平和现行水平,对金融机构的财务影响很小。    存款保险基金的来源和费率明确后,由谁负责监管则是另一个亟待明确的焦点。  依据征求意见稿,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将由国务院决定,其主要职能包括制定和调整存款保险费率标准,报国务院批准;确定各投保机构的适用费率;管理和运用存款保险基金等。  由征求意见稿列举的上述职能来看,该机构的监管只能不言自明,这同时也引发了市场的猜想。  一部分人认为,存款保险基金应托管于银监会,因为后者的主要职能就是统一监管银行等存款类金融机构,保护存款人的合法权益。另有一种声音认为,由于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一直由央行主动和推进,存款保险基金可能会先置于央行的管理之下。  然而,市场上最为主流的猜测还是成立一个独立的具有监管功能的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其类似于管理社会保障基金的社保基金理事会,将脱离于央行、银监会,三者之间侧重点各有不同,将形成互相制衡、监督的效果。  事实上,仔细阅读征求意见稿的规定,“该机构参加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并与中国人民银行、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等金融管理部门、机构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不难看出成立独立的监管机构或将成为最终的选择。  此外,“管理和运用存款保险基金”,作为该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能之一,必将在未来的制度建设中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养老金入市”、“社保基金投资”等话题广受关注,不难想象,存款保险基金未来必然面对如何升值、如何管理的大考。如此看来,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确实“任重而道远”。    在银行保险制度落地的同时,储户们可能会猜测,已达到一定规模的余额宝等理财产品是不是也会纳入保险范围之内?  这种猜想似乎有一些道理,余额宝等理财产品通过吸收或变相吸收存款的方式,将规模越做越大,甚至一度引起银行“被吸储”的担忧。随着“宝宝们”越来越被大众所熟识,很多投资者已将余额宝当做“第二个银行”,这类产品已涉及千家万户的类储蓄业务。  有专家呼吁,对于宝宝类产品目前监管措施不尽完善,也没有相应的资金保险制度,为保障小额投资人的权益,应该通过建立与存款保险类似的制度给风险兜底。  但从此次征求意见稿来看,被纳入保险范围的金融类机构主要是指“境内设立的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吸收存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余额宝等互联网类型的宝宝产品并不在其列。  从长远来看,余额宝作为货币基金的一种,与银行的合作属于资金托管类业务,似乎也不会被纳入存款保险范围之内。  不过,储户大可不必失望。换个角度想,这次存保制度的“显性化”,要传达给广大储户的一个关键思想就是——银行不是永不破产的。  今年以来,银行理财、信托产品无法按期兑付的问题频频曝出,最终往往需要政府“隐性兜底”,“刚性兑付”的潜规则似乎难以打破。伴随着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不禁让人猜测,银行都可能存在经营风险,需要完善存款保险等基础性制度,那么不能排除今后各类理财产品的刚性兑付也将逐步打破。  而对于中小投资者或者存款人而言,也应该明白的是,收益背后必然隐藏着风险。(原标题:存款保险制度三大猜想待解:费率如何定 基金谁监管)编辑:

人民网广州11月21日电  (冯芸清)今天上午,广州市人社部门在各区(县级市)同时举办“城乡居民医保宣传日”现场宣传活动。记者前往活动主会场——珠江新城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看到,广州市医保局工作人员就市民关注的医保热点问题一一作解答。    据广州市医保局副局长伍锦明介绍,新农合合并进来之后,广州市城乡居民医保的应参保人员总数约480多万,目前已经有近80%的人员完成缴费,可享受2015年度医保待遇。  由于城乡居民医保年度中途将不受理任何参保登记申请,因此广州市医保局提醒,为不影响医保待遇享受,已经登记但未缴费的居民务必在12月20日之前完成缴费。    伍锦明告诉记者,广州大病医保制度从9月1日实施以来,截至11月中旬,已有243参保居民通过医保系统记账享受了大病医保待遇,大病保险平均额外报销达4997元。  其中,有的民政低保和重残参保人,因同步享受了城镇居民医保、大病医保待遇以及民政医疗救助,最高报销比率高达99.3%。  而且,按照制度的设计,由于大病医保所指的医疗费用是按全年来累积计算,那么在一个居民年度内,制度运行的时间越长,保障的人群数量范围就越大,报销的比例和额度就越高。    有居民误解“大病”就一定是疑难杂症,广州市医保局对此解释道,大病医保所指的“大病”,是指大额的医疗费用。广州市城乡居民参保人无需额外缴费,就可以按规定享受到最高18万元的大病医保待遇。  根据规定,属于城乡居民医保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以下所对应的个人自付医疗费用中,全年累计超过1.8万元以上部分支付50%;全年累计超过城乡居民医保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以上所对应的基本医疗费支付70%。  伍锦明表示,从目前登记大病报销的情况来看,主要集中在医疗费累计超1.8万的区间。    根据规定,从今年开始,广州市在校学生由所在学校统一办理参保缴费手续,而在2014年9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的过渡期内,必须同时一并缴纳2015年度的医疗保险费。  “以后学校将在每年的9月1日至12月20日为在校学生办理次年的参保缴费手续,而待遇的享受是从次年的1月1日起实现,这期间有4个月的预留时间,完全可实现参保缴费与待遇享受的无缝对接,因学生缴费进度导致医保卡冻结的情况也就不会发生,这一点请各位家长放心”,伍锦明说。编辑:

本报讯(记者陈斯)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北京大学知名学者张颐武等8人,将挂职北京市政府部门和市属国有企业,担任副局级领导职务一年。昨天,市委组织部、市委统战部召开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启动会并公布了这一消息。  参与此次挂职锻炼的有张兴凯、张树华、张颐武、邢念增、赵进东、孟安明、杨旭、施一公8名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他们将分别挂职任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市商务委副主任、市文化局副局长、市食药监局副局长、市农委副主任、市科委副主任、市住建委副主任和市卫计委副主任,挂职锻炼为期一年。  据介绍,这8名党外人士在任职前都经历了层层选拔,都是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他们中包括两院院士3人、长江学者3人、全国人大代表2人(其中常委1人)、全国政协委员3人、党派中央委员6人(其中常委1人)、市委副主委4人,在各自专业领域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市委常委、统战部长牛有成在会议上说:“才气接上地气,做事才有底气和灵气。”牛有成说,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挂职是在实践中探索出来的、具有首都特点的、培养高素质复合型党外人才的科学路径,是新形势下为首都引进高层次智慧、助力改革发展的重要渠道,是推动首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举措。  牛有成表示,要使高层次党外人士挂职成为新常态工作。事实上,高层次党外人士到北京挂职,这已是第二批。2011至2012年,北京开展了首批高层次党外代表人士挂职锻炼工作,首批挂职的有李稻葵、王光谦、程京等9名著名专家学者。    在昨天的会议中,张颐武表达了对此次挂职的期待。“多年从事专业领域研究工作,对一些问题的考虑有些理想化,有时提出的问题流于表面。通过挂职可以提高各方面的能力素质,增加对实际问题的理解和把握,对社会复杂性会有更深入的认识。”  值得关注的是,张颐武还是坐拥数百万粉丝的北大教授、“网络大V”,其在接受采访时抛出的新锐观点“一个姚明,一个章子怡,比一万本孔子都有效果”,曾引发广泛争论,但他从不以骂阵为乐。他说,我们要做的,是在互联网上不断地与人交流,发出自己的声音,倾听别人的声音,让社会通过我们的声音向上提升,而不是向下沉沦。  施一公,国际著名结构生物学家、青年才俊,不到40岁即获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2008年放弃一切毅然回国。他说,“爱国是最朴素的感情,有谁不爱自己的母亲呢?”   本报讯(记者陈斯)今天上午,本市公布今年9月至11月重要人事任免,共涉及65人。其中包括4位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去职。  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在市政府架构中属于决策层和执行部门之间的重要联络人,每到组织保障APEC会议之类的重大活动,或是研究地铁调价之类的重大事宜,需要由副秘书长们把众多政府部门撮合在一起,协调关系,统筹配合。  此次人事任免中涉及的4位副秘书长中,包括已经履新北京丰台区委书记的杨艺文,她今年4月开始以工商局长之职兼任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协调APEC会议的服务保障。  另一位资深副秘书长周立云,则兼任着市政府研究室主任之职。目前他已调任市委研究室主任,所以被免去市政府副秘书长职务。此外,经常协助陈刚副市长工作的张玉平和北京对口支援青海玉树指挥部指挥刘永富两位副秘书长,则因为年龄原因被免去了职务。  记者了解到,这两位副秘书长均是城建口的“老人”,张玉平长期协调国土、规划、住房保障和建设工作;刘永富则是老建委主任,2003年抗击非典时,他带着城建口的“弟兄们”用7天时间神速建成了小汤山医院。编辑:

本报记者 张鹏  冬日雪后的阳光照耀着大地,蓝天如洗,寒风刺骨。  在甘肃省敦煌市阳关镇飞天生态产业园,52岁的何延忠巡视着自己耗费十年之力建造的“沙漠都江堰”工程,心情沉重。  “敦煌会成为第二个楼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何延忠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他的身后,连绵的库姆塔格沙漠一眼望不到尽头。几百公里外,便是楼兰古城消失的地方。  13年前,何延忠来到敦煌阳关,从此把家安在了沙漠边。当时,这位“虹鳟鱼大王”雄心勃勃地谋划着如何实现心中的蓝图——“祁连山虹鳟鱼产业带”。至少从1998年开始,他的虹鳟鱼产业已经风生水起,那时甘肃占到全国虹鳟鱼产量的60%,何延忠的企业已占到甘肃虹鳟鱼产量的70%。  千里河西走廊东起永登,西至敦煌。何延忠计划用毕生精力,从家乡永登和敦煌两头开始打通这条产业带,让虹鳟鱼产业真正在甘肃做大做强。但他没有想到,阳关的风沙和沙漠水患把他的企业拖入危险境地。  更令何延忠没想到的是,今年8月,敦煌市国土局、林业局、文物局、规划局、土地局五部门联合执法,下发5份行政处罚决定,全面叫停企业一切建设,立即拆除省级文物保护范围内的一切违规建筑。  一家地方招商引资的明星企业,缘何一夜之间被地方政府联合执法,敦煌市政府五部门联合执法的依据何在?  接到举报,中国青年报记者赶赴敦煌,展开调查。    敦煌市此次联合执法,缘于一封甘肃省8位文物专家等人士的联名信。  阳关,始建于汉武帝“列四郡、据两关”时期,凭水为隘,据川当险,与玉门关南北呼应,为汉王朝防御西北游牧民族入侵的重要关隘,也是丝绸之路上中原通往西域及中亚等地的重要门户。隋唐时期废弃后,慢慢荒芜,只剩下被称为“阳关耳目”的墩墩山烽燧立于大漠戈壁之上。  联名信称:“阳关故址(包括墩墩山烽燧和古董滩)、西土沟墓群目前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由于历史久远,风雨浸蚀、沙洪肆虐已经使阳关地区文物遗址、遗迹岌岌可危,而人为的破坏更是加速了湮没的进程。”  “2001年以来,生态园未按规定申报,未经批准,就在阳关文物保护区内擅自搞所谓的生态养殖、防风治沙、旅游开发等项目,大肆违法动土挖掘,肆意开挖水渠,筑坝拦水,修建养鱼池,致使阳关文物保护区内大量古墓葬、古遗存遭到破坏,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令人痛心疾首!”  联名信的发起人、敦煌人纪永元2000年左右介入阳关保护与开发。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纪永元认为,阳关遗址存在古关遗迹、古城遗迹、古道遗迹、古长城遗迹、古墓葬遗迹、古水源遗迹等6大遗迹,“这是阳关最精彩之处”。  “除了文物本土之外,周围环境特有的地形地貌,构成的古道边关边塞诗的文化意象,阳关已经成为文化人的心理驿站。”纪永元说。  此时,阳关虽然盛名远播,“名气特别大,来了很多人。来了后悔,不来更后悔”。面对“听关不见关”的现实尴尬,纪永元萌生了建设阳关的念头。  2000年6月,纪永元与敦煌市政府草签了《阳关保护开发合同》:政府投入土地和文物资源,敦煌阳关景区管理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  3年后,阳关博物馆落成。纪永元也多了一个头衔,阳关博物馆馆长。  这封落款日期为2014年3月28日的联名信很快得到重视。今年4月,接到甘肃省有关领导的批示后,甘肃省文物局局长马玉萍率队赴阳关遗址现场调研督查。  7月8日,甘肃省文物局致函敦煌市政府,要求敦煌市“尽快对阳关遗址范围内违法建设案件进行全面调查,切实查清责任,提出处理意见并认真处理,彻底停止在文物保护范围内的违法建设活动,把对文物及其环境风貌造成的破坏减少到最低程度。”  这份公函措辞严厉:“经我局调查,在你市未依法履行报批手续的情况下,2010年以来,敦煌市飞天生态产业有限公司在阳关遗址保护范围内修建了3座砖混观景房和1座凉亭,从2011年7月开始,该公司又在阳关遗址保护范围内动用大型机械筑坝开渠,同时在保护范围内种植树木,修湖造景。这是一起典型的违反《文物保护法》有关规定,未履行报批程序擅自在文物保护范围内进行大规模违法建设的事件,违法事实清楚。”  围绕着阳关遗址的保护与开发,这封联名信将阳关多年遗留问题连根拔起,两家涉事企业的矛盾和冲突也陡然升级。    在甘肃省文物局的督查之下,分管文化的敦煌市副市长吴光林召集敦煌市国土局、林业局、文物局、规划局、水务局召开协调会,随后五部门联合执法,下发5份行政处罚决定。  相关行政执法异常迅速。让何延忠措手不及的是此次联合执法带来连锁反应——敦煌市建设银行收回企业相关贷款,各大银行“立即响应”,上门逼债,追收贷款;投资人提出撤资。  “政府的一纸处罚,让企业遭遇信任危机,资金链断了,釜底抽薪,给企业致命的打击。”何延忠说。  让何延忠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企业的沙漠生态旅游景区项目建设手续齐全,政府先是支持,企业投入大量资金后,政府又全面叫停。企业之前一直都是被认可的,为什么一夜之间不被认可了?难道政府之前的种种承诺都不算数了吗?”  记者了解到,何延忠的敦煌飞天生态产业有限公司是敦煌市政府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据敦政发(2010)22号文件,《敦煌市人民政府关于对敦煌沙漠生态景区规划的批复》显示,敦煌市政府认为这项规划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同意实施。  依据这份规划,何延忠的企业所获得的规划范围为“东起阳关镇阳关村,西至阳关林场河南林地西边的沙漠,南至西土沟洪泉坝,北至阳关林场林地葡萄园。”  这个规划范围成为此案的焦点。中国青年报记者多方证实,敦煌市政府曾于1981年、1989年、2011年三次公布阳关遗址保护范围。1989年划定的保护范围为:东起南工、阳关村耕地,西至青山梁,北至墩墩山,南到元台子山,包括烽燧、古董滩及西土沟两岸。  最新版本划定的阳关遗址保护范围则为:东以阳关镇大沟农业绿洲西边缘为界,西至西土沟以西2~2.5公里垄状沙丘密集带边缘;南抵元山子烽燧以南100米,北达阳关烽燧以北900处农业绿洲边缘、中窝铺、西土沟引水渠一线为界。  显然,这两个范围多有重合之处。今年10月,此案继续升级,在何延忠的奔走维权下,甘肃省法制办介入调查此案。  根据实地调查,甘肃省法制办查明:“一、敦煌飞天生态产业有限公司的沙漠生态旅游景区项目前期获得了省发改委、敦煌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批复与核准及土地产权证。二、按照文物保护法规定,阳关遗址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应由省级政府划定公布,敦煌市政府草拟的保护范围无法律效力。敦煌市相关部门以建设项目在阳关遗址文物保护范围内叫停的理由不成立。”  据此,甘肃省法制办认为,“2014年8月,敦煌市林业局、国土资源局、文物局、水务局、规划局分别向对煌市飞天生态产业有限公司作出的《关于敦煌沙漠生态旅游景区建设项目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撤销敦煌飞天生态产业有限公司林权证的处理意见》、《停止建设通知书》、《文化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行政处罚告知书》、《拟处罚告知书》存在证据不足、缺乏法律依据。”  甘肃省法制办责成敦煌市政府相关部门立即纠正有问题的执法行为。  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为什么阳关遗址保护范围迟迟没有得到甘肃省政府的公布?  对此,甘肃省文物局局长马玉萍的解释是,“按照《文物保护法》,省级文物的保护范围,应该由省政府来公布。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推动。划定(文物)保护范围,是很复杂的事。甘肃省文保单位有600多处,任务量比较大,需要一处处核查。”  这位文物局局长说,“今年年底(省级文物保护范围)务必要报政府公布,免得出现这样的问题,全国也是这个问题。”  调查期间,敦煌市市长贾泰斌代表敦煌市委、市政府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在敦煌市委宣传部随后提供给记者的报告中,敦煌市认为,“《文物保护法》修订实施后,相关部门未及时报请省政府重新公布阳关遗址文物保护范围及准确界限,致使我市前期文物行政执法行为失去了法律及政策依据。”  敦煌市政府也承认:“各相关部门在执法中法制观念淡薄,在程序和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方面,还存在一些欠缺和不足,导致综合执法存在不当。”  贾泰斌告诉记者,11月20日,敦煌市政府决定,收回之前不当的有关行政处罚。  表面上看上去,经过两个省级部门的两次介入,敦煌市政府的纠错,在各方眼中所谓“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逐步廓清,但事实上,问题远没解决。    此案的另一个焦点是,如何认识评估敦煌飞天生态产业有限公司斥巨资打造的“沙漠都江堰”工程。  联名信认为,生态园于2001年开始在西土沟下游筑坝拦水养殖虹鳟鱼,截水断流,使下游原有生态失衡,龙勒村和国营林场(西寿昌城)水源严重不足,湿地面积日益缩小,大量树木干渴枯死,甚至人畜饮水都成了困难,致使农户多次上访。  真相是怎样的? 记者二访阳关,来到龙勒村和国营林场调查。受访的多位村民对此,意见并不统一。  时值初冬,赶上雪花纷飞,留在龙勒村居住的居民并不多,大多数村民都在70多公里远的敦煌市买了房,夏天在此耕作,冬季大多在市区生活。  多位不愿具名的已在当地生活了10多年的村民表示,10年间,“当地的生态变好了,因为种葡萄,大家的收入也高了。”同时,村民普遍的感受是“水紧缺了”。当地农民耕作的土地多为漏沙地,耗水量大,“以前夏季十五六天浇一次水,现在要二十四五天才能浇一次水。”  不过,当地居民也承认,10年间周边的土地也在逐步增加。被村民们普遍忽视的是,近年来龙勒村的村庄和土地再无洪水之忧,而在过去,洪水甚至冲毁过田地。所有人都对发生在2011年的那场大洪水记忆犹新。  资料显示,西土沟近十年较大洪水发生过6次。2011年6月16日凌晨,西土沟发生特大泥石流,位于阳关的亚洲最大的沙漠高寒冷水鱼生存基地遭到泥石流侵袭,道路及导流闸被冲毁,养殖场被淹没,经济损失1.6亿元。  也正是为了抵御上游洪水和沙尘暴对渔场的威胁,何延忠走上了治沙、治洪的道路。  基于这次大洪水的警示,2012年敦煌市委托甘肃省地质环境监测院作了一份关于《敦煌市阳关镇西土沟泥石流灾害综合治理可行性研究报告》。  报告指出:“西土沟位于阳关镇西部3公里左右,将库姆塔格沙漠与阳关绿洲隔离,根据水源类型划分,西土沟泥石流为暴雨型泥石流,根据流域形态划分为沟谷型,根据流体性质划分为稀性泥石流,按照推积物体积划分为大型,按照爆发频率划分为高频泥石流。”  水利专家认为,“西土沟泥石流的形成条件主要为地形条件,丰富的固体松散物质和降水条件。松散的固体物质是形成西土沟泥石流最基本的条件之一,其种类和来源形式多种多样,主要为沟谷两岸丰富的冲洪积物及风积沙为主。”  “经调查统计,西土沟沟道堆积物可能转化为泥石流松散物质储量为巨大,从西山口到阳关镇,西土沟在戈壁和沙漠中穿行,风积沙、河岸冲刷在河道堆积了大量松散物质。瞬时暴雨会成为加剧沟道堆积物流动的催化剂,短时间内会为泥石流提供大量的松散物质来源,加剧泥石流的发生。”上述报告说。  这意味着,对西土沟的下游来说,泥石流的威胁是时刻悬在头顶的一把“达摩克利斯剑”。“一旦中上游降雨量增加,便会在出山口形成泥石流,直接危害沟口敦煌飞天科技生态园、龙勒村、国营农场等。”专家说。  对泥石流之祸,何延忠刻骨铭心。历经10年,何延忠带领他的员工搬运沙丘石山500多座,拉运石料1亿多立方,在沙漠中开凿梳流分洪河道,设置沙障100多条,修筑梳流堤坝13条20余公里,化水“害”为水“利”,并在风口筑起20多公里“沙漠长城”抗击沙丘的推进,将威胁阳关村庄的沙丘向后退移了近5.6公里。  目睹并见证这一“奇迹”的中科院程国栋院士曾对“沙漠都江堰”工程高度总结:特别对解决我国内陆河流域干旱区难题具有普遍意义和推广价值。这位年届花甲的院士甚至在沙漠边上建了一个院士工作站,通过专家团队和企业的合作,探索沙漠生态治理的新模式。    毫无疑问,如何解决文物保护与开发之间的矛盾,如何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明确文物利用的红线和底线,解决当前的问题迫在眉睫。  敦煌市政府向记者提供的报告中表示:“阳关遗址保护和开发建设存在历史遗留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  甘肃省文物局给敦煌市政府的公函中称:“自2010年至今的近4年中,你市政府对飞天公司在阳关遗址保护范围内违法建设问题存有打擦边球的侥幸心理,对于有关文物保护法律法规认识模糊,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过分强调地方利益,未能履行‘守土有责’的文物保护责任,致使该事件不断发酵,违法行为长期得不到有效制止,对该案负有领导责任。”  这份公函还称:“你市相关职能部门和基层政府在建设项目的核准、用地、用水、环评等前置审批环节未能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好文物管理秩序,执法不严,督查不力,致使文化保护关口一一失守,为违法建设活动开了绿灯,对该案负有直接责任。”  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马玉萍认为:“在文物保护范围内搞工程,应该报批。地方政府把关不严,造成目前这样的情况。合理处理这个问题,既要考虑文物保护的利用,也要考虑地方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的利益。”  “如果地方政府事前下点工夫,批准企业建设这个项目,应该事先征求文物部门的意见,对文物的影响作一个评价,就不会出现这些矛盾。”马玉萍说。  马玉萍建议:“尽管它跟文物保护有违背,也可能对整个阳关区域的文物风貌有破坏,但实际上对下游防洪有积极的作用。所幸企业在保护区内还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已经建的水坝能不能按文物保护单位的要求,从文物防洪的角度,报批一下,完善一下程序。下一步外观做一些整修,和遗址的风貌更加融合一些。”  值得一提的是,甘肃法制办调查组在实地调研后认为:“敦煌市政府若对沙漠生态旅游景区项目进行调整,在企业依法获得的项目建设范围内设立保护区,必须按照‘依法征收、依法补偿’的原则,保护企业合法权益。”  甘肃省法制办还建议:“文物保护与沙漠生态旅游景区建设之间的矛盾,由敦煌市政府本着保护文物、发展经济与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兼顾的原则,与敦煌飞天生态产业有限公司协商解决。确因文物保护需要,将沙漠生态旅游景区建设项目内的部分土地纳入文物保护范围的,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撤回或者变更原来的行政决定,并对企业因此而受到的财产损失依法予以赔偿。”  采访中,处于风暴中心的两家企业也表达了各自的立场。纪永元认为:“更多的投资者参与到阳关保护,是好事情。阳关发展,必须要在尊重文物、自然资源保护的前提下,以保护第一、开发第二的理念,在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的原则下利用开发。”  何延忠同样赞成保护文物第一的观点。“为了阳关遗址保护,我和我的企业可以让路。”何延忠希望通过媒体恳请政府能在企业危难之际,尽快让企业走出困境。  本报兰州12月7日电(原标题:甘肃敦煌阳关遗址保护调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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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10-03 01:2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