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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称去年全国收费公路亏损661亿

中国交通新闻网讯 2013年,全国收费公路通行费收入3652亿元,总支出为4313亿元。12月23日,交通运输部发布《2013年全国收费公路统计公报》,向全社会公开了收费公路的里程规模、建设投资、债务余额、以及收支情况。今后每年交通运输部都将会公布收费公路的情况。  2013年,全国收费公路车辆通行费总收入为3652亿元,总支出为4313亿元。其中,还本付息支出3147亿元,养护经费支出390亿元,运营管理支出457亿元,税费支出214亿元,其他费用支出104亿元,总体亏损661亿元。  相当于每收取10元的通行费,有8.62元用于偿还债务本息(其中4.67元偿还利息,3.95元偿还本金),1.07元用于公路养护,0.59元用于税费支出,1.25元用于运营管理,其他支出0.29元。整体收支平衡结果为负1.82元。  收费公路建设主要依靠银行贷款等债务性资金,约占七成。截至2013年年底,全国收费公路累计建设投资总额为54432亿元,资本金投入、债务性资金投入分别占31%和69%。在37556亿元债务性资金投入中,银行贷款35160亿元。  根据《国家公路网规划》,目前我国高速公路建设仍处于加速成网的关键阶段,年均投资规模6292亿元,其中债务性资金投入4243亿元,占67.4%。  随着新建高速公路里程的增加,以及工程造价、建设成本的提高,我国收费公路的债务余额呈逐年上升趋势。2010年至2013年,全国收费公路债务余额由22912亿元增加到34308亿元。  以高速公路为例,2010年至2013年,全国高速公路新增里程2.68万公里,总投资18876亿元,由此导致的新增债务余额12150亿元,年递增17.8%。这些债务需要以通行费收入逐年偿还本金和利息,而同期通行费收入增长仅为793亿元。  随着未来《国家公路网规划》建设目标的逐步完成,路网规模将逐渐趋于稳定,收费公路的比重将控制在3%。同时随着交通运输量的增加和通行费收入的增长,届时债务余额将会逐年下降。  今后每年交通运输部都将会公布收费公路的情况。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局长李彦武告诉中国交通新闻网记者:“我们要对收费工作的所有信息,向社会及时公开发布,让大家心中有数。这些收来的钱都干什么用了,让大家有本心里的实实在在的帐,通过信息公开,逐步地使社会公众能了解收费公路的情况。”  此外,交通运输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按照“用路者付费”、鼓励社会资本投资、特许经营、政府性债务风险可控四个原则,加快《收费公路管理条例》修订和收费公路政策的改革完善。(来源:

中新网上海1月1日电(记者 陈静)根据上海市政府1日的最新消息,跨年之夜发生在外滩陈毅广场踩踏事件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5人,伤者数量亦增至48人。  上海市政府方面披露,伤者中14人为重伤,32人为轻伤。目前,2名轻微伤者已经自行离院,46人仍在医院接受治疗。接收患者的瑞金、长征、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和黄浦区中心医院均启动了应急预案。  据此间媒体报道,分散在4家接受治疗的伤者中有10名重伤员,其中,被送至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两名危重伤员曾一度心脏停止跳动,医生为其做了心肺复苏抢救,目前,生命垂危。据悉,伤者中多为年轻人,其伤情多为踩踏后的挤压伤,包括胸部挤压伤,脊柱和头部受伤,还有少量骨折或皮肤擦伤。轻伤员已转入病房观察治疗。据悉,医院救治工作有序开展。各家医院配备了完整医护力量,以实现进行一对一的护理。  上海瑞金医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该院接收了10名伤者,伤情大多较轻。除了一人因肺部挤压造成严重挫伤,仍留在重症病房外,其余伤者已被转移者普通病房。据称,其中两名伤势较轻者已可出院,不过院方仍希望其在医院多观察一些时间,确认是否有后遗症。  据了解,踩踏事件对伤者的心理影响不小,不少伤者在医院仍时有不安情绪,医护人员亦及时给予安抚。(原标题:跨年夜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不少伤者仍有不安情绪)编辑: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编者按:非法的“占中”行动是2014年发生在香港的大事,尽管在持续79天后落幕,但其阴影仍在。“占中”给香港社会带来的影响和创伤是巨大的,往回看,围绕这场行动,围绕香港的发展和命运,都有很多值得深思之处。《环球时报》记者联系采访了来自美国、英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和中国内地的6名关注香港问题的学者,今天的年终特别报道,为读者呈现他们在香港问题上的见解。这6名学者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高级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项目副教授吴逢时,马来西亚前总理政治秘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学者胡逸山,香港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陈文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学者张建。    环球时报:对于香港“占中”引发的纷争,有分析称香港社会从未面对如此巨大的政治分歧与社会动员,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根源是什么?  陈文鸿:表面看,“占中”与反“占中”之争是香港社会各界对普选有分歧,实质却是近年香港社会各种矛盾的爆发。回归17年,香港发展停滞不前,经济结构长期以金融为主,结果是中产阶级萎缩,中下收入层扩大。在生活压力和房贷压力下,社会不满日增,年轻人的情况更为恶劣,社会似乎失去向上流动的机会。  吴逢时:“香港社会从未面对如此巨大的政治分歧与社会动员”这个观察一半准确,一半不。“社会动员”是的,尤其是从大规模游行、示威、静坐和公共秩序受损持续的时间看。但“政治分歧”并非只这次有。  香港政治过去20年经历了从集权到社会化的核心转变,从殖民政府走到现代意义上的高度自治政府,政党和公民社会都蓬勃发展。法治,政治架构开放,加上社会力量上升,在现代网络和通信科技支持下,2014年香港社会的动员当然就很迅速,普及面也广。香港目前的经历——政治权力的急速社会化——与大多数后殖民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轨迹一致。如果能暂时撇开这次争论问题本身的讨论,应该看到香港社会和政治总体发展的一面。  卜睿哲:我认为最主要的一点是,香港中产阶级的地位在回归后恶化,并且,恰当或不恰当地,他们将此归咎于经济与政治权力集中于支持北京的富人手中。他们试图通过寻求民主以降低这种集中。他们抗议是因为这是参与政治的唯一途径。  马丁·雅克:2000年我在构思《当中国统治世界》这部新书时,就在香港生活,同时关注整个中国的变化。所以14年后,看到香港发生的“占中”行动,我有特殊的个人感受。这一事件背后原因很复杂,但我相信多数港人并没有失去理性。所谓“占中”之争,是一些人对于香港目前社会现状的不满所致,加上外媒一些夸张甚至是曲解报道,让更多不明就里的人参与进去。  胡逸山:十几年前,我曾在香港陆陆续续生活过好一段日子,坦白说直到现在还怀念不已。爱香港之处,在于香港这种中西合拼、华洋杂处的氛围。然而,也许正因为这种“双重性格”,东西方的各种社会理念免不了会在香港产生一些冲击。法治对上权威、民主对上集权、自由对上专制,各种理论与实践的冲突,也许就在最近的这场风波里都被掏了出来。唯一东西方大相径庭的理念皆深受其害的,也许还是“均富”这一崇高目标无论在华在洋皆未能得以真正体现,在香港尤其如此。  张建: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方针政策根据香港的现实情况进行了不断的调整。虽然如此,仍出现了2003年的香港七一游行,2012年的反对国民教育大游行等。在过去的这么多年,“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被重点强调,而核心的“一国”则遭遇有意或无意识的忽视。这导致香港在对中央和内地的融合和认同方面缺乏制度上的设定,导致香港在与内地和中央的关系平衡方面出现差异,总以为“你是你,我是我”,忽视自身只是中央管制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    环球时报:很多人说,香港变“乱”了,是这样吗?香港在步入衰落吗?  吴逢时:香港并没有“大乱”,已经恢复常规。对于法治、文明秩序的偏好没有减退,社会所依存的基本价值观、文化元素都没变。改变的是年轻一代对政治的理解,对如何表达不同意见的方式的理解。2014年可能开启了香港抗争政治的时代,妥协和调解不会时髦,所有政治纷争可能从此都会以社会戏剧的方式展现出来,都要以零和博弈来收场。  陈文鸿:不好说,关键要看特区政府未来怎么做。1967年,香港社会发生动荡,港英政府于是推行麦理浩新政,改变殖民地政府一直以来的劣政。首要是肃贪,其次是房屋政策,推动工业的经济政策,包括香港产业多元化政策,使得香港政治社会和经济进入新的现代阶段。在后“占中”时期,特区政府要做的便是相近于麦理浩的新政,加强行政主导。在这方面,政策要落到实处。  马丁·雅克:如今的香港衣食住行仍然有条不紊,没有变成曾经的突尼斯或埃及。现行制度让社会有条不紊地运作,这正是“一国两制”合理存在的形象解释。香港在过去十年,总体看仍获得成功发展。环顾亚洲其他曾被用“龙”“虎”等动物形容的国家或地区,可知道世界经济起伏对其打击之大,而它们真正复苏的周期也比香港要长。  胡逸山:我不认为香港在步入衰落。反之,如大家能认真、踏实地面对上述矛盾,香港的前途还是光明的。香港人拥有无比的韧力,把逆境转变为顺境的例子比比皆是:以前贪腐恶名昭彰,现在廉政建设堪为世界典范;1998年金融危机经济岌岌可危,港府毅然入场扶市击退巨鳄……  张建:表面看,香港仍是一个国际性金融中心,依然很繁荣。但香港GDP占内地比例和香港对内地投资所占比例等都在下降。北京和上海的GDP已超过香港,广州和深圳一两年内也将赶超。从这个角度说,香港的发展相对缓慢。  当然,香港在法治、税收、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的制度建设方面是有领先优势的。但是,在近年发生的政治运动冲击下,如果不快速解决出现的问题,香港的发展方向和发展动力将受到严重影响。    环球时报:现在人们常常提到香港面临的竞争,新加坡和上海等城市对其挑战有多大?  吴逢时:过去15年,新加坡一直在赶超,不仅仅是单纯经济指标,更在经济结构、核心增长行业、高端技术研发、高等教育等方面。我在港新两地的科研经验是,后者的社会科学领域国际化程度更深,确实建立了一个西方之外的多元文化交流中心;比较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的学科发展更全面,不同专长的学者往来更频繁,学术界不是非左即右、以观点划分立场。  陈文鸿:一直以来,香港都稳守全球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在亚洲,东京也未能与香港竞争,上海更不用说,但新加坡的竞争威胁颇大。全球金融已经24小时不停运作。24小时可分成3区:纽约、伦敦与香港三分天下。不过,香港并非不可替代。香港优胜之处在于国际化人才的总量和国际化视野、关系和能力。一旦这个因素弱化,香港便会出问题,跨国的金融体系会找另一个亚洲地点来做24小时的连接。  胡逸山:香港与新加坡皆为本区域重要金融中心,彼此不是处在竞争位置,而是相辅相成。香港主要服务庞大的大中华市场,新加坡服务东南亚市场。它们最大的优势皆为拥有完善、与国际接轨的法治环境与建设。随着由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逐步展开,这两大市场的互动会更频密,港新两地的桥梁角色也会更重要。  张建:上海从去年开始建设自贸区,今年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落户上海。这两大动力能够很快提升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建设。如果香港不能发挥整个中国金融中心的作用,中央就会更加依靠内地的金融中心。在整个中国全面崛起的格局下,如果香港不把握这个发展机遇,将错失发展快车道,上海就会超过香港。  大家都说香港和上海是互相竞争的两个城市。我多次去香港,与港府官员和社会各界交流,很多人都提到上海的发展可能会冲击香港。竞争是存在的,但如果两地能够用更多方式进行合作,可能对双方都有利。比如自贸区建设,比如金融中心的建设,大家都互有优势,互有劣势。  环球时报:迅速崛起的中国内地必然会导致香港被边缘化吗?作为中国的一个城市,香港未来应当怎样发展?  卜睿哲:香港目前仍在一些领域,如金融、物流及其他贸易服务领域,保持着强大竞争力。香港的成长与中国内地的成长可以相辅相成。这并不是一场零和博弈。香港出现问题更多在于香港发展红利的分配不均及因其而产生的政治分歧。  马丁·雅克:我不认为中国内地的发展会给香港带来威胁。中国实在太大,没理由说,只建立一两个中心城市就指望其去支撑全国的经济。香港不是要被上海超越,而是首尾呼应,相得益彰。中国会建起更多行业中心城市或地区,因为中国需要消除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其实,只有将香港故事更多地在中国内地成功复制,中国的经济发展才会更平衡,而最终困扰香港的一些老问题,也才能够最终消失。  陈文鸿:习近平主席上台后,提出“一带一路”的新国际政策,除了南美,囊括全球的新兴市场经济。这给香港带来很好的发展机遇。香港可以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为中外经济来往提供知识型服务,而不只是航运服务。此外,香港应该重启工业化。生产的价值链不一定要在工厂完成。以日本为例,大部分工业设计和销售都在东京进行。所以近年日本人口不断减少,但东京人口反而增加。近年香港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快,可以给香港带来很大机会。   环球时报:能否预测一下20年后香港会是什么样?  马丁·雅克:希望再过20年能够看到香港以不同面貌示人,相信“一国两制”会让香港和珠三角地区的其他城市联手变成一个更广阔的经济活动区,到时香港对于世界经济来说,不再是一个门户城市,而是一片繁荣地区的一角,就像一张方桌,让人感到稳固,而不再有独木难支的担心。  卜睿哲:这是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我的猜测是,如果香港能且只有做到以下几点,它将保持今日的面貌:A。像它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便成功做到的那样,继续找到推动经济增长的机遇;B。香港改革其自身的经济体系,以减少权力的集中,让香港成长的红利为更多人分享;C。香港能够建立一个高效的治理体制,将高效廉洁的行政当局和民主遴选长官的机制有效结合起来。  总体说,香港必须做好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的改革。如果只做好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没做好,结果都将不会令人满意。如果两方面都未做好,结果将会是灾难性的。  陈文鸿:我预计,香港与广东将会形成一个大珠三角地区,成为全球竞争力最强的大都市,但香港的国际化程度会比广州高。  胡逸山:(香港会是)一个自由、民主、繁荣的大都会,居民仍然勤奋上进,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唯在均富与宜居方面尚有很大改善空间。  张建:按照国家规划,20年后中国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那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如果香港能够抓住机遇,未来其地位将像纽约之于美国。但如果香港还是不断出现社会问题,或者出现一系列政治运动,香港将错失发展机遇,将可能不仅不能成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城市,就整个中国来讲,它的重要性也将下降。就像特区某位官员说的,香港可能仅成为珠三角地区的一个领头城市。(本报驻香港记者 凌德 本报驻英国、美国记者 纪双城 翟翔 本报记者 杨澜 屠丽美 张倍鑫)编辑:

“公安提请刑拘涉嫌犯罪的人大代表,却被人大常委会两次否决。”内蒙古达拉特旗公安局一领导说。  “要搞清楚(人大代表)是不是真的违法。”达拉特旗人大常委会主任乌云达赖说。他表示,应该保护人大代表的合法权利。  2014年9月、12月,达拉特旗公安局两次向该旗人大常委会发函,请示对旗人大代表杨宾刑事拘留,警方认为,杨宾涉嫌合同诈骗。但该旗人大常委会召开联席会议,会上多位专家认为是民事纠纷,人大常委会投票否决了警方的请求。  两次申请刑拘遭否决  2014年9月2日,达拉特旗公安局第一次向该旗人大常委会发函,称该旗人大代表杨宾涉嫌骗得巨额现金,触犯合同诈骗罪,提请批准对其采取刑事拘留。  杨宾,男,汉族,现为鄂尔多斯环球房地产总经理。2012年11月,杨当选为达拉特旗第十六届人大代表。  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公安机关依法对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拘传、拘留或提请批准逮捕等强制措施,应当书面报请该代表所属的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常务委员会许可。  9月29日,达拉特旗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回复:“希望你局进一步进行侦查核实,如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再提请旗人大常委会批准。”  11月6日,达拉特旗公安局向旗人大常委会“再次提请批准对杨宾采取刑事拘留措施”。  这份“请示”称:经该局进一步侦查,“认为犯罪嫌疑人杨宾涉嫌合同诈骗一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有必要对其采取刑事拘留的措施”。  但旗人大常委会于12月10日第二次否决了公安局的请示:“经达拉特旗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并依法进行表决,常委会组成人员25名,实到会20名,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12票,弃权4票,”该议案未通过。  “市、旗两级公安机关均决定对嫌疑人进行刑事拘留。向旗人大常委会请示,是程序问题。以往,人大常委会基本都会许可。”上述警官介绍。  合同诈骗还是经济纠纷?  杨宾被旗公安局请示批准刑拘,与福建女商人林峰华的报警有关。  林峰华告诉新京报记者,2009年,她与杨宾相识,2010年前后,杨宾推荐林承包自己名下惠联公司的裴家渠煤田灭火项目。  林峰华介绍,灭火项目是香饽饽,煤田的火灭掉后,大量残煤可以处理。当年煤炭市场火爆,林估算这一项目有数亿元的丰厚回报。  双方在2011年11月达成协议,惠联公司将1500亩煤田灭火工程“承包”给林峰华;林峰华向惠联公司支付承包费1.95亿元,其中第一次支付50%的承包费9750万元;惠联公司保证林2012年2月8日前正式开工。  协议签订后,至2011年底,林峰华前后累计转款总额达9750万元。但到了约定的开工期限,林才发现这个项目相关手续并未完成,不具备开工条件。  林还发现,早在2011年7月,杨宾就已将该项目承包转让给了一个叫杨海英的人。林峰华随后多次找杨宾,要求杨宾退钱。  林介绍,杨宾于是让杨海英以9418.71万元的价格收购林峰华名下惠联公司49%的资产,杨宾也将剩下51%的股份转给杨海英,这样杨海英一人拿下整个项目。2013年4月,三人签署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  “没想到杨海英根本不具备履约能力,没钱给我。”林峰华认为自己再次陷入了“杨宾精心设计好的骗局”。2014年2月,林峰华报警。  警方介入后,刑拘了杨海英,但杨海英称自己也是受害者。  杨海英与林峰华对此案的叙述基本一致。他告诉新京报记者,2011年7月,他和杨宾达成口头协议,出资参与裴家渠项目,到2012年9月,他共注入资金5310万元。  杨海英称,杨宾背着他再次与林峰华签合同,事实暴露后,杨宾劝说他收购林峰华的股份。杨海英称,他明知吃亏,但因为前期投入被套牢,“骑虎难下”,寄希望于拿下整个项目收回投资,“迫于无奈同意了此项收购”。但没料到后来引资渠道断裂,他也没钱给林峰华。  但在杨宾的叙述中,他与林峰华之间的纠纷是另外一个版本。  杨宾告诉新京报记者,他与林峰华签订协议后,林峰华虽然付款,但并未按照约定时间(5个工作日内),“因林峰华拒不按照合同履行付款义务,惠联公司与她协商解除了该协议书。” 此后双方协商,将林峰华所取得的49%股权作价5390万元,他代表惠联公司向林峰华支付超出5390万元的部分进行退款,“至今我与林峰华双方债权已经结清。”  至于林峰华又指控的“一矿二卖”,杨宾亦否认,他告诉新京报记者,他并没有把这个项目卖给杨海英,杨海英进场施工以及后来的转包,他均不知情。而杨海英称为承包这一项目投入的5000多万,杨宾解释,这些钱是他和杨海英之间正常的经济往来,跟裴家渠项目没有关系。  杨宾否认了自己周旋实现他与杨海英、林峰华之间的股权转让。他说,林峰华将惠联公司49%股权转让给杨海英,跟他没关系。他本人现在已经跟惠联公司没有关系,林峰华说自己没拿到钱,这是林与杨海英的纠纷,与他无关。  “我和林峰华怎么可能是合同诈骗呢?最多是民事纠纷。”杨宾说。  公检法联席会议不支持刑拘  达拉特旗公安局接警后介入此案调查。  新京报记者致电主办此案的一公安局领导,这位领导介绍,该案是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督办案件,刑拘决定是由鄂尔多斯市公安局、旗公安局两级公安共同研究决定的。  达拉特旗公安局认为杨宾涉嫌合同诈骗。上述经办领导介绍,经该局侦查:2011年7月和11月,杨宾分别把裴家渠灭火工程卖给杨海英和林峰华,杨宾收了两人的钱,还派工作人员带杨海英方实地勘探、盖办公楼等,“这是典型的一矿二卖。”  据该领导介绍:事情暴露后,林峰华要求退钱,杨宾又以股权转让等形式,将自己从此事件中脱身,“我们认为,这就是合同诈骗。”  他表示:因为杨宾是人大代表,旗公安局依法向旗人大常委会请示拘留杨宾,但没想到旗人大常委会两次否决,“案件没法往下进展了。”  达拉特旗人大常委会主任乌云达赖回复新京报记者称,“是否许可公安的申请按按法定程序办”,即“旗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表决”。  2014年12月10日,达拉特旗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表决,未通过达拉特旗公安局提请对杨宾采取刑事拘留措施之议案,“这是集体票决的结果,不是哪个人决定的”。  乌云达赖说:“谁违法了都不行。但要搞清楚是不是真违法了,是不是诈骗案?”  据达拉特旗公安局前述警官介绍,在该局第二次提交刑拘申请后,该旗人大常委会办公室曾组织当地公检法开联席会议,会上,公安局介绍了具体案情,并展示相关证据,但检察院、法院相关与会人士认为这起案件不构成刑事犯罪,只是民事纠纷。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秦前红认为,人大常委会在做决定之前,为了使决定更慎重、更科学,向检察院、法院方面咨询,这种性质的联席会议是没有问题的。  申请被否怎么办  人大常委会否决警方的刑拘申请,上海也发生过类似的案件。  2014年8月,福建省宁德市周宁县人大代表张某在上海涉嫌醉驾被警方查获,上海警方向周宁县人大常委会发函,提请批准刑拘张某。周宁县人大常委会对上海警方的申请进行表决,结果未获通过。此事经媒体披露后,引发广泛争议。周宁县人大常委会再次开会,审议许可了上海警方的申请。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秦前红介绍,警方和人大常委会产生分歧的焦点在于人大代表的人身特别保护权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以下简称《代表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代表,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  秦前红教授认为,这一制度设计的原意,是为了防止人大代表因为正当行使职权而遭遇打击报复,或因其他而被错误限制人身自由。  当司法机关提请批准对人大代表实行强制措施时,人大常委会该如何做决定?《代表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常务委员会受理有关机关依照本条规定提请许可的申请,应当审查是否存在对代表在人民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进行法律追究,或者对代表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等其他执行职务行为打击报复的情形,并据此作出决定。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内务室副处长朱恒顺曾撰文介绍,人大议事采取“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人大常委会依法票决的结果无论是否通过,都符合程序,应当被尊重。  他认为,如果公安局的申请被人大常委会否决,可以向上级人大常委会反映,上级人大常委会发现下级人大常委会不予许可的决定不适当时,可以依法撤销。  新京报记者 谷岳飞 实习生 李骁晋 内蒙古达拉特旗报道(原标题:刑拘人大代表 两次申请被否)编辑:

新京报讯 (记者林野)昨日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为确保下月春运顺利进行,开行十多天的京燕动车组2月1日起将暂停运营,而京廊通勤高铁将于3月1日起停运,何时恢复暂未明确。  此前,京燕动车开行时,三趟动车车票的预售期截至1月31日。昨日,12306网站显示,2月1日起,北京和燕郊之间没有了D9022次等三趟动车的信息。而北京和廊坊之间的G9001次和G9002次通勤高铁,车票只卖到2月28日。  昨日,铁路部门明确表示,两地动车高铁临客将暂停运行。  铁路部门称,“京燕动车”是在线路资源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开通的,当时就定为临客列车,均执行套跑任务。以D9022次为例,这趟动车早上由燕郊抵达北京后,将重新编组为D45/44次列车,执行北京至大连的运输任务。  而随着2月4日春运开始,北京将加开前往全国各地的临客列车,届时由北京发出的列车会非常密集。在这种情况下,为确保春运正常运行,铁路部门会根据客流情况,暂停一些列车的套跑任务,因此“京燕动车”将于2月1日起暂时停运。  同时,在3月5日春运结束前,北京将迎来返京客流高峰,北京和廊坊间的高铁临客因此自3月1日起暂停。   根据铁路部门的数据,从1月12日开行首日至昨日,10天时间,京燕三趟动车平均每天的乘坐人数约在400人。其中,D9022次的发车时间正值早高峰,上座人数最多的一天是1月12日(周一),达到464人,上座率超过七成(当日该趟车次为8节编组,总运力约700人)。  D9023次是在晚高峰时发车,其自开通便为16节编组,1月16日(周五)有453人乘坐,上座率近四成。  D9024次在晚高峰之后发车,时间点尴尬,也成为三趟动车中上座率最低的一趟。1月16日仅有68人乘坐,1月18日乘客最多的一天,也只有131人上车。  北京和廊坊之间的G9001和G9002次通勤高铁也存在类似情况,其开通以来,除了首周的上座率接近一半,此后的上座率每天大约只有100人。  昨天,记者登录12306网站查询,预售期内的这两条线路列车每天均有大量车票,乘客可以即买即走。  ■   对于京燕动车上座率不高的问题,九三学社《以京津冀一体化为契机,加速建设北京市郊(市域)铁路网》报告相关执笔人认为,车辆在开行时间安排上并未完全符合民众出行需要,例如晚上北京到燕郊的列车发车时间为17:50,无法满足上班族需求,“真正的通勤列车应该是常态化运行的,满足乘客即到即走的需求。”  同时,就通勤成本来考虑,虽然票价10.5元不算贵,但购票、取票、实名制验票等各环节均要耗费时间,通盘考虑下来,成本很高。  “这并不是一个铁路部门可以解决的问题。”该人士认为,铁路要考虑不对长途客运造成影响,这很正常,但如果要做通勤列车的事,就应该有更多的部门参与进来。    九三学社北京市委副主委方炎提出,北京应以京津冀一体化为契机,加速建设北京市郊铁路网,将北京周边的涿州、固安、廊坊、燕郊,都可以纳入市郊铁路服务半径,又可以与新机场对接物流体系空铁联运。  方炎说,北京铁路网“环+放射”的路网格局与城市结构基本相符;既有对外放射的铁路干线,走向与11座新城方位基本吻合。北京城市格局、地形、既有线网规模具备发展市郊铁路的先天优势。  方炎建议,北京建设市郊铁路主要用于通勤、通学、旅游等,市郊铁路的基本特点是公交化专线专营、多种运行方式、利用国铁网络。相对其他交通方式来说,市郊铁路低成本、大运量、环保、占地面积少、安全便捷。  方炎还建议,北京可考虑建设连接良乡、通州的客运南环线,腾出五环内既有线网运力,利用大红门车站建设普速客运中央车站,将普速客运引导到城市核心区外,这样既可以腾出核心区铁路线网运能,又可以引导城市向南发展,解决火车站周边脏乱差的问题。(原标题:燕郊到北京动车下月暂停)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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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01-25 07:0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