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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法官法将大修 将考虑法官员额制改革

新京报快讯 (记者 邢世伟)今日,记者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将再次进行修改。  最高法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法官法》修改工作,要在力争全面系统修改的基础上,集中力量研究解决影响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制约司法能力、影响司法权威的突出问题。  记者了解到,此次修改中,助理审判员设置、法官选任标准、法官履职保障、法官考评等问题都将重点加以研究。  同时,根据中央司法改革部署和要求,法官员额制、法官职务序列及工资制度、法官惩戒制度、法官退休及保险制度、法官职业伦理等改革也会在研究论证的基础上纳入此次修法中统筹考虑,以保证法律修改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编辑:

国务院法制办于2015年10月10日将交通运输部草拟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称《征求意见稿》)在国务院法制办网站(http://www.chinalaw.gov.cn)公布,并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  根据这一精神,无界智库和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于2015年10月18日在北京举行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专题 研讨会,十余位来自交通规划、信息化部门和法学界的人士参与了研讨会。通过深入讨论,与会者认为,网络预约车的兴起,对传统出租汽车行业的监管框架和监管 方式造成了极大挑战,交通运输部草拟《征求意见稿》,本意是为了“规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行为”,但是,  有鉴于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根据国务院法制办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的精神,结合我们在北京召开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 求意见稿)》专题研讨会所达成的共识和修改建议,针对《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我们特向国务院法制办提出如下呼吁和建 议:    与会者一致认为,《征求意见稿》存在重大缺陷,目前不宜出台。如果《征求意见稿》按照目前内容出台成为部门规章,不仅将面临因规章大量条文违反上位 法而不被人民法院适用的尴尬境地,而且,也将因其监管思路的方向性错误,严重遏制新兴互联网交通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除非《征求意见稿》进行系统性重大修 改,否则不应出台。    网络约租车经营服务不是简单的传统出租车行业加网络预约,而是新型交通网络信息服务,不能用监管出租车的思维对待这种新兴产业。《国务院关于积极推 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将其称为“网络约租车”,而不是“网络预约出租车”,其深刻的含义《征求意见稿》似乎完全没有领会。从《征求意见稿》的内 容看,它所采用的还是针对传统出租车行业的监管方式。但是,由于传统出租车行业和新兴网络约车行业的显著差异,这种监管思路对新兴产业起到的作用是灾难性 的。以下仅列举四点:  基于网络服务的特点,平台必然是全国 性、开放性的,但是《征求意见稿》第五条却规定平台的经营者“服务所在地与注册地不一致的,应在服务所在地登记分支机构”。也就是说,要在全国各个县或者 设区的市设立分支机构,逐一申请经营许可。我们很难想象,淘宝网或者京东网要在全国每个提供服务的市县都要逐一登记分支机构、申请经营许可。  《征求意见稿》第十八条要求平台和驾驶员签订劳动合同,把 驾驶员当成信息平台的雇员。这种定位很有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在《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 “出租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车辆属于出租车公司的,出租车公司承担赔偿责任”,“挂靠经营的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由挂靠人与被挂 靠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承包经营的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损害的,由承包人与发包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意味着在传统出租汽车公司中,出租车 驾驶员在公司中至少存在三种不同身份:劳动雇员、挂靠经营者和承包经营者。《征求意见稿》一刀切地将车辆驾驶员和平台之间界定为劳动关系,既无视传统出租 车行业的特点,也与新业态的实际运作方式相差千里。  网络约租车中车辆驾驶员和互联网信息平台之间往往只是一种信息服务关系:符合条件的驾驶员驾驶符合条件的车辆通过信息平台获取信息与消费者达成交通 服务合约,信息平台更多扮演的是信息撮合者的身份,并非是驾驶员的雇主。将车辆驾驶员一律界定为平台雇员,也即意味着所有的兼职驾驶员将全部退出平台。因 此,《征求意见稿》第十八条的做法将限制大量符合条件的驾驶员利用信息平台提供服务,阻碍新兴产业发挥规模效应。  对传统出租车行业,为了避免出现供大于求、车辆空驶、浪费公共道路资源的问题,政府往往 对其实施运营数量管制,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政府也无法确定当地到底该拥有多少出租车数量。同时,严格的数量管制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各个城市普遍存在 “打车难”问题;二是各个城市大量存在没有合法牌照的“黑车”。但是在网络约租车模式下,有预约才出车,没有预约不会出车,凡是行驶在公共道路上的车辆, 都是满足实际乘客乘车需求的车辆,根本没有必要实施运营数量管制。《征求意见稿》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城市人民政府对网络约租车配置数量可以进行限定, 这是不适当的。更为重要的是,以营运转性来处理网约车,必然新增车辆,增加路面车辆行驶,也与交通专家所讲的公交优先、控制小汽车购买与使用不合。  在传统出租车行业,消费者在乘车之前,不知道出租车驾驶员和车辆的基本情况, 无法事先选择并规避风险。除非有目击证人或者外部实时监控,乘客是否上车、上了哪一辆车都较难查实。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才对传统出租车从公司准入、车辆准 入和驾驶员准入方面设定较高门槛,确保乘客安全。但是在网络约车模式下,消费者在乘车之前即可以在信息平台上得知车辆及其驾驶员信息,包括该驾驶员过往从 业历史的消费者评价。而且,关于消费者是否与驾驶员达成服务合意、何时何地上车以及行车路线,互联网信息平台予以实时记录,并且长期存档。互联网约车中消 费者和服务者双向选择、交互评价并且该信息向所有后来者开放。在这种情况下,维持较高的车辆以及驾驶员准入门槛,缺乏必要性。  这些都是传统出租车行业的监管手段,并不适合网络约租车。这说明,《征求意见稿》对其所监管对象的性质并没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知,还是套用监管传统出租车行业的老办法,监管思路存在根本性偏差。    《立法法》第八十条第二款规定:“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项。没有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 定、命令的依据,部门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力或者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责。”《征求意见稿》 作为交通运输部的部门规章立法,不能成为交通运输部设定权力的工具,其所设定的权力,特别是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定,都必 须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的依据。但非常遗憾的是,《征求意见稿》存在一些法外设定权力的规定。以下仅列举三点:  《征求意见稿》中贯穿始终的是“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运营证和驾驶员客运资格证”三项行政许可的实施,但是这三项行政许可本身就没有合法依据。  《行政许可法》第十七条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国务院决定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之外,其他规范性文件一律不得设定行 政许可。”《行政许可法》第十八条还规定:“设定行政许可,应当规定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条件、程序、期限。”由此可见,部门规章不能设定行政许可,国务 院决定也不能仅仅通过公布行政许可的名称和实施机关就可合法地设定行政许可,这是《行政许可法》的明确要求。有意见认为,2004年制定的《国务院对确需 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是“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运营证和驾驶员客运资格证”三项行政许可。但是,这种意见没有考虑《行政许可法》第 十八条的规定。根据《行政许可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国务院仅仅通过决定指明行政许可名称和实施机关方式设立行政许可,但并没有给部门规章设立相关行政许可 提供合法依据。因此,根据违法设立的行政许可无效原则,交通运输部门据此设立行政许可并不妥当。  例如,《征求意见稿》第二十条规定:“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实行市场 奖励、促销等行为应当符合相关法规规定,并提前10日将奖励、促销方案向社会公告。”没有任何法律法规规定,经营者应当负有将市场奖励、促销方案在10日 前向社会公告的义务。这一规定会显著增加有关经营者的义务和负担。  例如,《征求意见稿》第二十三条规定,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不得同时接 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网络服务平台提供运营服务。实践中,网络约租车驾驶员往往同时接入不止一个网络服务平台,根据不同网络服务平台的信息提供情况选择接 单。《征求意见稿》第二十三条剥夺了驾驶员这项选择权,但却没有法律法规依据。  , 以上只是列举一二。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只是参照规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 的座谈会纪要》的解释,参照规章是指在参照规章时,应当对规章的规定是否合法有效进行判断,对于合法有效的规章应当适用,对于不合法的规章则不予适用。该 部门规章存在如此多的违法规定,在审理相关诉讼时人民法院将依法不予适用,这将使得交通运输部门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    《征求意见稿》中设定大量监管措施,这些措施要么是没有必要存在的,如车辆性质限制、数量管制、价格管制;要么是不符合网络约租车行业特点的,比如 要求签订劳动合同;要么是没有合法依据的,比如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运营证和驾驶员客运资格证等行政许可实施;要么是没有法律法规依据减损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比如规定网络约租车不得同时接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网络服务平台提供运营服务。真正有效针对网络约车的监管措施却十分 缺乏。在网络约车实际运行中,存在大量的经营风险和道德风险,比如向互联网平台提供虚假信息从事相关服务或接受相关服务,再比如泄露乘车人乘车信息等个人 隐私,再比如发生交通事故后网络信息服务商与驾驶员和第三方的责任承担问题等。对于这些问题,《征求意见稿》并没有提供充足的执法依据,规定足够的符合网 络约租车特征的监管措施。  平台拥有比交通主管部门多的信息,如果能够通过法律责任制度的设计,让平台对接入 其中的交易双方的过错行为承担一定责任,就会促使平台加强对交易双方的监管。这种自我监管要比政府监管有效得多,而且成本更低。当然,对平台施加过重的法 律责任,也会使得其不堪重负,无法开展规模化经营,得不偿失。因此,对平台法律责任制度的设计,是合理监管网络约车这一“互联网+”新兴产业的重要内容。 《征求意见稿》第十六条规定“网络约租车经营者承担承运人责任”,过于简略,仅仅适用于平台自己拥有汽车、雇佣驾驶员的情况。  网络约租车过程中相关平台和驾驶员都会获得大量公民隐私,包括 但不限于公民的个人电话、住址、相片,乃至日常习惯通勤路线、常去的商店、餐厅、会面的朋友等等。《征求意见稿》第二十二条只是规定网络约租车经营者不得 违规采集、利用和泄露乘客姓名、联系方式、家庭住址等个人敏感信息,没有对驾驶员和第三方收集、泄露、滥用个人信息作出规定。  交通行业都是高风险行业,网络约租车行业也不例外。对于交通风险的分散,世界通行的 做法是运用商业保险。《征求意见稿》第二十四条规定,“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应当依法纳税,为乘客购买相关保险”,对于保险的规定过于简略。应当明确规 定,在何种经营模式下为乘客购买什么保险、为驾驶员购买什么保险、为交通事故致害第三人购买什么保险等。  总体上看,由于《征求意见稿》对于规范对象的认识存在重大误解,监管思路出现方向性错误,使得其也没有按照“互联网+”背景下新兴产业的特点提供充足的监管措施。    由于当前的《征求意见稿》存在重大缺陷,这种缺陷是系统性,很难通过修改几个条文扭转。因此,我们主张,依据党中央和国务院精神重新起草相关法案。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要及时上升为法律。实践条件还不成熟、需要先行先试的,要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这一论述,饱含丰富的政治和法治智慧。网络约租车是在“互联网+”背景下重要的产业创新,绝不能因为个别行业的利益就将其扼杀在 萌芽阶段。因此,对于网络约租车行业的监管,存在两个更为合理的路径:一是根据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以及《立法法》、《行政许可法》的要求,由国务院法 制部门牵头制定行政法规;二是按照法定程序作出授权,由地方先行先试,制定相关地方性法规,摸索出经验之后全国推广。  今年10月13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七次会议上强调,中央通过的改革方案落地生根,必须鼓励和允许不同地方进行差别化探 索,全面深化改革任务越重,越要重视基层探索实践。中国有超过3000个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各个地区的条件并不一致,网络约租车作为一个全新业态,有必要 通过各个地区进行差别化探索,总结经验,而没有必要一开始就成为一个模式。    对网络约租车的监管,涉及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涉及政府、社会、企业、消费者各方利益,还涉及价格、通信、公安、商务、人民银行、工商、税务、网信 等多部门协同监管。有鉴于此,无论是中央立法还是地方试点,都不应由单个行政主管部门主导立法过程,否则就难免被部门利益主导。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 应探索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草案。这种有关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的立法,非常适合委托第三方力量起草法案。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国务院通过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法制改革、行政改革的决定决议,有关网络约租车的立法必须符合这些新决定决议精神。  第一,对新兴产业应当允许试水。10月19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明确指出,对市场上出现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业 态、新商业模式等,要本着鼓励创新、降低创业门槛的原则,加强制度供给,寓监管于服务,不急于纳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根据这一精神,完全没有必要在网 络约车业刚刚兴起、相关盈利模式还在摸索,也没有造成超出传统出租车业重大人身财产损失的情况下,就匆匆忙忙出台部门规章设立准入门槛不低的行政许可。  更何况,《国务院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还指出:“不能把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决定中的禁止类、限制类事项简单纳入市场准入负面清 单。不能把现行禁止、限制市场主体投资经营的行业、领域、业务等简单照搬至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即便先前存在一些设立行政许可的依据,也不能直接照搬过来 设立市场负面清单,还必须对其必要性进行充分论证。  第二、大力破除网络约租车高门槛。《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指出:“我国要发展共享经济,规范发展网络约租车,积极推广在 线租房等新业态,着力破除准入门槛高、服务规范难、个人征信缺失等瓶颈制约。”可见,关于网络约租车存在的问题,国务院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准入门槛高、 服务规范难、个人征信缺失”等问题,首当其冲的是“准入门槛高”。既然如此,新出台的相关立法草案,就不能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破除高准入门槛,还抬高本 来就已经很高的准入门槛。要在降低甚至破除准入门槛方面拿出切实可行的举措。  第三、根据“互联网+”特点设计监管模式。根据《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的要求,首先应研究调整完善不适应“互联网+”发 展和管理的现行法规及政策规定,尤其是改变依靠事前监管、县市基层监管这种监管传统行业的方式监管互联网产业的局面。要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 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的方式集中统一监管互联网产业。其次,要针对互联约租车行业加强调查研究,真正搞清楚这个行业与 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差别,并且对这个行业的前景有一个基本的估计。最后,还应积极吸取美国等发达国家针对网络约租车行业的监管经验,对符合中国国情的监管措 施要消化引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要“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 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我们认为,目前的《征求意见稿》既没有反映网络约租车的业态特征,同时还存在着严重的部门利益化倾向。为此,我们呼吁并建 议,对网络约租车这一新的业态,应暂时停止部门规章立法,而通过各地的差别化探索,最终经由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形式加以确认。

一张图看默克尔8次访华都去了哪儿

曾会生 无界新闻  10月9日凌晨,“中国农村改革之父”、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逝世,享年102岁。他的一生始终与中国农村改革、农业发展和农民命运水乳交融。因此,他的逝世引发了无数关心中国农村、农民命运的人们的悼念和哀思。  杜润生的研究理论和工作打破了“大锅饭”和均平主义,改变了中国8亿农民守着黄土地却吃不饱饭的命运,也为中国农业走向现代化打下了基础。他主持起草的新中国前五个“一号文件”承载着杜老农村改革的梦想,一步一步改变了中国农民挨饿、农业脆弱和农村落后的状况。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中国首个“一号文件”。该文件对安徽凤阳等地农民自发实践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进行了确认和推广。  截至1981年底,全国农村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对于农业生产责任制,该文件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生产责任制的建立,不但克服了集体经济中长期存在的“吃大锅饭”的弊病,而且通过劳动组织、计酬方法等环节的改进,带动了生产关系的部分调整,纠正了长期存在的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于单一的缺点,使之更加适合于我国农村的经济状况。  包干到户后,经营方式变成了分户经营、自负盈亏;但它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基础上的,农户和集体保持承包关系,不同于合作化以往小私有的个体经济。杜润生及其麾下首创性提出联产承包制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的理论,打破了当时关于承包制“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  这个“一号文件”充分承认农民的主体性,给农民足够的自由和空间,解决了不被饿死的问题。  1983年1月2日,《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发布,即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文件确定仍以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为主要任务。  该文件从理论上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了阐述。认为,联产承包制越来越成为主要形式。它以农户或小组为承包单位,扩大了农民的自主权,发挥了小规模经营的长处,克服了管理过分集中、劳动“大呼隆”和平均主义的弊病,又继承了以往合作化的积极成果。  而此时中国农业面临的问题开始发生变化。杜润生指出,不少同志对这一历史性变革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某些上层建筑的改革赶不上经济基础变化的需要。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农民已经高涨起来的积极性就可能重新受到挫伤,已经活跃起来的农村经济就可能受到窒息。文件要求相关领导和部门“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更大胆一点,工作更扎实一点”。  在这个“一号文件”中,一项重大的改革是明确提出改革人民公社体制:实行生产责任制,特别是联产承包制;实行政社分设。  杜润生曾表示,人民公社制度作为一项社会试验,划定一个地方实行,本不应非难。但人民公社一声号令,一下子卷入6亿人口,付出点额代价太大了。他认为,人民公社使农民生产经营和自由配置资源的权利受到剥夺。  正是这个中央“一号文件”使人民公社开始退出历史舞台。  1984年1月1日,中央发布《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也就是第三份中央“一号文件”。  文件提出当年的主要任务是,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疏理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明确了承包期15年以上,这给农民增加投资和生产积极性吃下了定心丸。并在此基础上,鼓励土地承包权的转让,适度向种田能手集中。鼓励技术、劳力、资金、资源多种形式的结合,使农民能够在商品生产中,发挥各自的专长,逐步形成适当的经营规模。  文件称,只有发展商品生产,才能进一步促进社会分工,把生产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才能使农村繁荣富裕起来,才能使干部学会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利用价值规律,为计划经济服务,才能加速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现代化。  此外,该文件提出了信用社和供销社制度的改革。建设和完善农村的流通机制,促使农产品的商品化,在城乡之间建设市场和集市促进商品流通。  这个“一号文件”开始提出和鼓励农村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结合,解放生产力和提高农业效益,越发重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  1985年1月1日,中央发布第四个“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  文件表示,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特征的合作制度,推动了农村劳力、资金、技术的流动和合理结合。十二届三中全会后,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即将全面展开,广大农村正面临着加速发展商品生产的极其有利的时机。  但国家对农村经济的管理体制存在缺陷等原因导致农村生产向商品经济转化中还有着种种不协调现象。打破集体经济中的“大锅饭”之后,必须进一步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扩大市场调节,使农业生产适应市场的需求,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进一步把农村经济搞活。  为此,“一号文件”提出了十项经济政策。其中之一就是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鼓励农产品自由上市,自由交易。这也终结了实施了30年的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  文件指出,扩大市场调节,进一步放活经济之后,农民将从过去主要按国家计划生产转变到面向市场需求生产,国家对农业的计划管理,将从过去主要依靠行政领导转变到主要依靠经济手段。  1986年1月1日公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是《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文件提出的农村工作总的要求是:落实政策,深入改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组织产前产后服务,推动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  通过近五年的改革,农村经济已经搞活。文件指出要摆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在工业化过程中,力求避免出现农业停滞的现象。另外,国家开始从财政和税收里拿出资金来投资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  由土地和人力投入变为增加资金和技术投入来稳定和增加农业生产,更重视资本和科技对提高生产力的作用。  对于农村经济改革面临的问题,杜润生再次强调,改革中遇到的种种难题,要靠深入改革来解决,后退是没有出路的。  要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又应承认发展的判别,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才有利于推动社会进步。平均主义的办法只会抑制生产发展,导致共同贫困,是不可取的。一定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一定要注意发展合作制度,实行税收调节、完善法制,保护合法权益,制止非法牟利,发展生产力,走向共同富裕。  从杜润生主导的中国前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农村改革的主要思路是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给予农民自主权、产权和民主权利,决定自己的生产方式,倡导商品化和市场化,打破束缚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的落后政策、制度的禁锢,使生产要素顺畅流动,以提高农业生产力,从而实现农业现代化。  杜润生门生、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在《改革30年感言》中这样评价这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回头看那些政策文件,其实并不是用来教育农民的。农民早就知道包产到户管用,早就想搞,也多次自发搞了起来。“一号文件”主要是教育干部的,说服国家机器的方方面面,用党中央的权威肯定改革的路数,启动合法承认改革的程序。  作为“农民代言人”和“农村改革总参谋长”的杜润生晚年总结,中国的改革要闯两个关:一个是市场关,另一个是民主关。而中国改革走到今天仍要闯这两个关卡。杜老已逝,智者之识仍未过时,他的农村改革之梦未竟,待来者以智慧和魄力接续。

中新网10月17日电 中国国民党17日举行临时全代会,决定废止该党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参选人洪秀柱的提名,改为征召党主席、台湾新北市市长朱立伦接棒参选。    洪秀柱进入会场获得热烈掌声,朱立伦进场即拥抱洪秀柱“送暖”。洪秀柱演说主轴贯彻她对国民党的热爱,及对她两岸主张的辩护。  洪秀柱致词表示,会尊重临全会的决定。她强调,“党可以不要我,但我不会放弃党!”  洪秀柱提到,国民党目前的两岸论述为两岸交流做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作为本党的2016参选人,希望再进一步,为两岸创造和平,这是领导人责无旁贷的使命,因此提出在五个前提下签署两岸和平协议,这不是“投降”,更不是“卖台”,而是我们与人民同命共生的愿力。和平是人民的共识,和平协议当然符 合主流民意。  在演说结束后,洪秀柱决定先行离开会场。洪秀柱离场时,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起立鼓掌,接着主持人、国民党“立法委员”吴育升也请大家起立,一起为洪秀柱鼓掌。    朱立伦则表示,距离“大选”不到100天,选情空前低迷和危险,已到了不能不面对的时候,召开临时全代会,就是要凝聚共识、调整步伐、重新出发的关键时刻。  朱立伦再度对洪秀柱表达最高的歉意,是他努力不够,沟通不足,造成全党同志担忧,造成洪秀柱的委屈困扰。  朱立伦在演说中反问,明年“大选”,如果国民党全面溃败,台湾要变成民进党“一党独大”吗?  朱立伦表示,一个“逢中必反”的政党完全执政,随时可以进一步修法、“修宪”,台湾的未来会走向怎么样的方向,台湾的未来会变成什么样貌?  朱立伦指出,“国民党绝对不能倒,一定要重新振作起来”。    临时全代会上,党代表讨论后,对废止洪秀柱提名案举手表决。经过大会清点现场党代表人数共891人,表决结果,812票通过废止洪秀柱提名案。  之后,国民党7人中央提名审核小组开会,决定征召朱立伦代表该党角逐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并送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核备,并在临全会上获得通过。    【从政经历】  朱立伦,1961年出生于台湾桃园县,祖籍浙江。1985年,从台湾大学工商管理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得纽约大学财务金融学硕士和会计学博士学位。1992年回台后在台湾大学教书,成为该校最年轻教授。  1998年,在长辈鼓励和妻子支持下,朱立伦参选台湾“立法委员”(民意代表),顺利当选,由此正式步入台湾政坛。  2001年,朱立伦高票当选桃园县长,2005年获连任;2008年获委任为国民党副主席;2009年9月,出任台湾当局行政机构副负责人。  2010年,朱立伦击败民进党参选人蔡英文,成为刚由台北县升格为新北市的首位市长,并在2014年年底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中连任。  2014年台湾“九合一”选举后,时任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辞职。朱立伦参加该党主席补选并于2015年1月17日当选。  朱立伦是国民党重点培养的中生代政治人物。就201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而言,国民党人士日前表示,据党内最新民意调查,朱立伦民调支持度在党内最高,与民进党参选人蔡英文差距最近。  【两岸论述】  2015年1月19日,朱立伦在正式宣誓就职国民党主席时表示,这几年来,国民党在两岸政策推动上,坚持和平发展、互利双赢的基本原则。对于两岸快速交流发展,带来对台湾整体社会心理的冲击,将在未来两岸交流场合,与大陆共同面对,让未来的两岸关系能行稳致远。  5月3日,朱立伦率团赴上海出席第十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在论坛上,他指出,对于两岸交流,要传承、深化、普及。当月4日,“习朱会”登场,国共两党领导人在北京就两党交往和两岸关系交换意见,朱立伦明确讲到“两岸同属一中”。  朱立伦是1949年后两岸60多年,继连战、吴伯雄之后,第三位访问大陆的在任中国国民党主席。  国民党10月17日临时全代会之前,朱立伦曾表示,九二共识、两岸和平发展等两岸政策,是国民党的政纲,希望全党同志团结一致、共同支持。  在临时全代会上,朱立伦又指出,“勤政爱民、民主法治、保障两岸和平”是国民党的三项核心价值。两岸和平是国民党多年努力成果,无论要深化、巩固都可以,但不承认“九二共识”,就会危害两岸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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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05-18 03:10:22